巴山来了徐向前


徐向前手迹。
徐向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90年6月,徐向前因为肺病住院治疗,他对前去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挺进通江 创建根据地
1932年,徐向前率红军主力1.4万人到通江,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军阀挖空心思收苛捐杂税,闹得民穷财竭。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依托川北的险山和人民因穷困而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他对红军讲:“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向前总指挥的指示,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土地革命的烈火很快在巴山燃烧起来。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翻身,唱出这样的山歌:红军同志来远方,半夜三更出太阳。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这场喜事是谁办?巴山来了徐向前。
治病救人 军民一家亲
1933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当时驻在东兴场乡一带的工作队发现金盘、凤凰嘴村不少贫苦农民患了严重的疟疾、痢疾等疾病,导致劳动力不足,农户无法夏种,田地一片荒芜,不见“小麦覆陇黄”的景象。工作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当即令红军卫生队去给农民防病治病,还派了一个营的红军战士帮助没有种上庄稼的农户全部种上了庄稼,让农民群众能踏实治病。
当时三汇镇高观山200余户人家患上霍乱,徐向前当时正在三汇镇指挥马蹄滩战役,听说后立即叫通讯员调一匹战马,日夜兼程找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让她带医生上高观山给百姓治病。总医院派50名红军医生赶到高观山,危重病人的病情很快得到了缓解。
200余户400余人病愈后感动地说:“要不是徐总指挥派来医疗队,我们的命都不在了,谢谢徐总指挥,谢谢红军。”
将群众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军民一家亲,徐向前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周德华在回忆录里说:“徐总的伙食跟战士们一样,战士吃啥他吃啥,从不特殊,过草地时他有时抓一把干粮喝一杯水,就是一顿饭。”
让“鬼”变人 美名流芳
军阀盘踞下的川东北有五多:兵多、匪多、捐税多、纸票多、抽鸦片烟的人多。染上大烟瘾的人,个个骨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打仗抓来的俘虏、扩兵补进的红军,有很多都是“大烟鬼”。干部对“烟鬼”非常讨厌,提出:“凡是‘烟鬼’,统统赶出去!”
徐向前说:“地方政府都在发动戒烟运动,红军里也要做好,现在我们来个比赛,看哪个连队戒烟运动搞得好。往后,红军里一律不准叫‘烟鬼’,他们也是同志哩!”总指挥的话传下去,干部、战士都觉得有道理,连“烟鬼”们听了,心里也热乎乎的。
为了搞好戒烟运动,徐向前亲自找戒烟成功的人谈话,问他们是怎么戒掉的,他又向染上大烟瘾还没彻底戒掉的人讲大烟的害处。
有个年轻的小战士,体弱多病,靠吸食鸦片治病。一天,他烟瘾犯了,实在难忍,便偷了老乡家的裤子去换烟。不料,被他的连长发现了,连长一气之下将他绑起来,抽了几皮带,正巧被路过的徐向前看见了。徐向前制止了连长的行为,了解情况。连长说:“他抽大烟,屡教不改。这样恶习难改的人,我看只有开除出红军。”
徐向前本来心平气和,一听这位连长的话,火了:“你更是无能,你让他回家去,村里又多了个烟鬼;他若跑去投了白军,又多增加一个敌人!我们搞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最先是要改造人嘛!改造要慢慢来,急不得。”
“小烟鬼”被叫到连部。他一看徐总指挥,吓得不知所措,主动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抽了,不然就枪毙他。徐向前见“小烟鬼”态度诚恳,决心改过,给他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最后和蔼地说:“那好吧,我相信你的话。”
“小烟鬼”从那以后,在连长和战友的帮助下,戒掉了大烟,面黄肌瘦的他变得越来越壮实。在反“六路围攻”中,他立了战功,当了班长,参加了共产党。而“鬼”变人的故事和“巴山来了徐向前”的民谣,一直在大巴山流传下去。
共产党人刘伯坚的家国情怀


刘伯坚烈士故居。

刘伯坚纪念馆。

刘伯坚写给亲属的遗书。
刘伯坚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一生信念坚定、爱党爱国、家国情深、人格高尚,政治工作突出,被毛主席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的革命伴侣王淑振是陕西三原县人,生于1906年,1920年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是西安有名的才女,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互生爱慕之情,并于1927年3月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他们育有三个儿子,但因环境恶劣和革命形势的需要,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将三个孩子都托付给他人抚养。大儿子虎生在5岁的时候托付给了大舅妈梁凤笙带回西安抚养。二儿子豹生则被托付给江西瑞金乡下的一个船户郭婆婆抚养。1935年2月的一天夜里,刘伯坚把年幼的豹儿装在箩筐里,又将他的衣物装在另一只箩筐,走了一程又一程的山路送到郭婆婆手中,心情沉重地对她说:“眼下部队天天打仗,豹儿只好托付给您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接他的。如果我牺牲了,就让豹儿做您的孙子吧!”分别时,6岁的小豹生紧紧抱住父亲嚎啕大哭大声喊着:“爸爸,爸爸,不要丢下我,我要爸爸,爸爸不要走!”年幼儿子的哭闹声像针扎一般深深地刺痛父亲的心。刘伯坚哄着儿子说:“豹儿,听话,等爸爸打败了敌人,一定会来接你的。”说完刘伯坚狠心转身离开,在他的身后,留下了小豹生那揪心的哭喊……
小儿熊生,出生刚满月,就被母亲送给闽西乡下农户抚养。都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啊,但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团聚,纵有万般不舍,这位革命母亲只能再当一次狠心之人。分别时,王淑振按照当地的习俗留下了一份抱约,上面是这样写的:“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将其抚养成人,虽长大在黄家承前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这揪心一别,竟是父母与孩子的生离死别!
1934年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被组织安排留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重“围剿”,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顽强对抗,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在赣南仁凤地区率部突围时,刘伯坚为了掩护战友不幸中弹被俘,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毫不畏惧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丝毫不为高官厚禄诱惑所动。粤军的一个团长劝他要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劝说他只要暂时办个脱党手续,就可获得“自由”和“重用”,不必为共产主义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却铿锵有力地对这名团长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粤军团长对此也无可奈何,还说:“刘伯坚这个人啊,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员!’”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伯坚意志坚不可摧,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移狱》《狱中月夜》《带镣行》等诗篇,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誓言。在狱中,刘伯坚写下了充满家国情怀的三封家书。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连累着诸兄嫂……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用处的。”“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共产)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同时,还嘱咐家人不要去找冯玉祥来营救自己,说自己与他们私人感情虽好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刘伯坚给妻子王淑振的绝命书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而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十二时快到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是刘伯坚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刘伯坚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密相连,视死如归,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革命信仰,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李先念心系老百姓

李先念在川陕苏区期间,处处严于自律,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1933年6月,反“三路围攻”胜利后,他带领十一师收复南江长赤一带。军阀田颂尧溃退时,烧毁老百姓的房子,践踏老百姓的庄稼,为了捉鱼,还把不少水田放干了水。
李先念师部的一名勤务员见老百姓在田里捉鱼,也下田帮捉,顺便给李先念弄了一条活鱼。李先念看到后,严肃批评这名勤务员说:“田项尧的部队把水放干了,你们又去捉鱼,眼下是插秧季节,不赶快给老百姓引水插秧,还吃不吃饭?”
就在当天,李先念带领干部战士到当地村上向群众做了自我批评,表示道歉,并在那儿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紧急行动起来,引水灌田、抢耕抢栽,很快出现了一个“忙种忙栽”的景象。
正当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之际,以田颂尧为首的四川军阀纠集6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围攻川陕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红军逐渐收紧阵地,部队于空山坝地区抗击敌人。李先念奉命率红十一师担任这场战斗的主力。1933年5月中旬,李先念一到空山坝,就深入院户发动群众,并亲自给穷苦人民发放苞谷度饥荒,还歉意地说:“老乡们,我们现在还很穷,只能吃棒子(苞谷),请大家都克服一下困难。”所言所行,充分表达了红军指挥员对人民的关心之情。
有一天,李先念来到前沿阵地,见战士们正在伐一棵核桃树,准备用来构筑工事抗击敌人。他知道这是一棵果树,立即命令战士们“手下留情”,还叫他们好好保护下来。此后,这棵树历经50余年,已长为直径0.7米、高10余米的大树,在树身离地7米处,现仍有刀口,印记着李先念对人民的关怀之心。
由前沿阵地到指挥所,要路过红椿垭,这是空山坝的主峰。李先念骑马奔上山顶,见有几名老农民,就亲切地和他们拉起了家常,并询问前面的山叫什么名。“大骡马。”“后面呢?”“小骡马。”“再后面呢?”“白马寺。”他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随即又幽默地说:“老乡们,莫要怕,大将怕应名,敌人进攻空山坝,不是大落马,就是小落马,最后就是白马戴孝。”5月15日,敌人分兵四路向大骡马、小骡马和白马寺进攻,在李先念指挥的红十一师和七十三师的猛烈阻击下,均遭失败。特别是进攻白马寺的敌军,因鸦片烟瘾发作,半途中隐藏在树林内烧烟,被李先念的部队从白马寺左右两侧夹击,一举歼敌两个连,敌人果真落了个“白马戴孝”的下场。
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半山坡上一座茅草居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侵犯空山坝的敌左纵队,由李先念率十一师从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5月21日凌晨4时,红军全面反攻开始。李先念率十一师从左面,七十三师从正面,十师、十二师从右面夹击敌人。激战四天,溃敌6个团,歼敌7个团,50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枪8000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站稳了脚跟,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空山坝便以革命战场闻名于世。如今,这里的人们一提起当年的李先念就像是昨天才在这里打完仗,身上还带着硝烟。几十年过去后,当年的李先念一听说空山坝人民要纪念这个革命战场,便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欣然命笔题写了“空山战役遗址”。1984年,他分别接见南江县、通江县等地区的负责同志时,还不时提到空山坝的建设、人民的生活与山区的经济发展等问题,充分表达出李先念心系老区的革命情怀。
(本版稿件由中共巴中市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系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