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的褶皱间，不仅留存着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足迹，更沉淀着一部“活态”的红色文学史。毛泽东曾评价川陕苏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而巴中作为川陕苏区首府，既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革命精神与民间文化碰撞融合的核心场域——这里既有“赤化全川”的巨型石刻标语，也有融入薅草锣鼓节奏的红色歌谣;既有记录战事的官方文献，也有村民口耳相传的红军故事。当前红色文学研究多聚焦《红旗谱》《红岩》等经典长篇，或侧重对革命历史的宏观叙事分析，对地域文化如何浸润文学创作、如何将军事层面的革命精神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文化符号，挖掘仍显不足。本文以巴中本土红色歌谣集、现代川剧剧本、纪实散文及当代诗歌为研究对象，通过解析文本中的地域意象、民俗元素与叙事策略，探究革命精神如何在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实现“具象化表达-民间化传播-当代化传承”的完整路径。

　　训词精神的文学解码，从军事信条到文化符号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制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十六字红军训词。训词不仅是川陕苏区红军的政治纲领和军事要求，更成为巴中红色文学创作的“精神源代码”。不同体裁的汉语言文学作品，通过各自的艺术手法，完成了训词精神从军事术语到文化符号的转化。红色歌谣作为最贴近群众的文学形式，率先完成了训词精神的“口语化落地”。巴中境内流传的红色歌谣多源于巴山背二歌与薅草锣鼓——前者是挑夫们在山间劳作时的哼唱，曲调高亢且多为即兴创作;后者是农民集体劳作时的伴唱，句式简短且便于记忆。这种形式天然适配革命精神的传播：南江县收集的《红军谣》中，“深山竹子节节硬，红军骨头赛钢钉”以大巴山常见的竹子为喻，将“坚定”从军事术语转化为群众熟悉的植物意象，既符合背二歌“以物咏志”的传统，又传递出革命战士的意志;通江县的《打土豪分田地》则用“一把镰刀破迷雾，一支步枪开新路”注解了“智”与“创新”，“镰刀”关联农民的生产工具，“步枪”指向革命斗争，二者的并置既体现“排难创新”需结合群众生活，又契合红四方面军“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的策略。更具地域特色的是，这些歌谣多融入巴山的地理特征：“巴山高，红军傲，断粮仍把敌来消”“陡崖当墙树当枪，饿死不丢革命岗”，既描写了山地作战的艰苦环境，又以“断粮不退缩”“陡崖作屏障”的细节，将“不胜不休”的精神与大巴山的险峻地貌绑定，让读者在地域记忆中感知革命精神的力量。现代文学创作则推动训词精神的深度解构。程林斌在纪实散文中写道：“毛浴镇的油灯下，训词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战士的枪托上”，将“奋斗”精神与具体器物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川剧《红漫巴山》对“团结”的重构：剧中巴山游击队与村民共用“火塘议事”，打破“军民二元”叙事，通过“共熬硝盐”“同筑工事”等场景，展现训词中“与民共进”的深层内涵。

　　民间记忆的精神重构，从历史碎片到文学叙事

　　巴中红色文学的新颖性，在于其跳出了“英雄史诗”的宏大框架，转向对民间记忆的“精神打捞”。这些记忆多以“个体故事”“生活细节”的形式存在，却在文学书写中成为承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形成了“微小叙事见宏大精神”的独特风格。民间故事的“文学重述”是精神重构的重要方式。《赵母智救红军战士》的故事在巴中多地流传，不同文本对其进行的重述却呈现出一致的精神指向。南江县红色文化书籍《巴山红韵》中，作者着重描写赵母“以草药换药方”的细节：“红军伤员发烧不退，赵母把家里仅有的柴胡根磨成粉，又用巴山特有的‘酸浆草’熬水，谎称是‘祖传退烧方’，骗过了搜捕的敌人”。这段描写将赵母的“民间智慧”与红四方面军“智勇坚定”的精神构成互文关系——赵母的“智”是“用草药伪装药方”的生活智慧，红军的“智”是“依靠群众开展斗争”的革命智慧，二者的结合既还原了“军民互助”的历史场景，又让“智勇”精神摆脱了“军事专属”的标签，成为群众可学可感的品质。微视频文学脚本《巴山那年旗正红》则采用“老人口述”的形式，让赵母的孙女回忆：“奶奶说，藏红军的地窖里，每天都要换一次稻草，怕伤员受潮;送食物时要走‘荆棘丛中的小路’，脚被扎破也不敢开灯”。这些“换稻草”“走小路”的细节，将“团结奋斗”从口号式的表述，转化为“地窖里的稻草”“荆棘中的脚印”等具象记忆，让革命精神有了“生活温度”。精神的“代际传递”是民间记忆书写的另一核心主题。这类文本多以“后代视角”展开，通过“追寻亲人足迹”的过程，完成对革命精神的当代诠释。傅崇碧将军“捐建希望小学”的事迹，在散文《忠魂归处是巴山》中被赋予象征意义：“二十万元积蓄换得的校舍，是‘不胜不休’的另一种写法。”作品并未渲染牺牲的惨烈，而是通过“故土守望”的意象，将革命精神与当代民生联结。类似的《碧血丹青映巴山》收录的书信集，以红军后代的视角书写“寻亲笔记”，在“追问亲人下落”的过程中，完成对“坚定”精神的当代诠释。

　　空间意象的精神锚点，从物理场域到文学图腾

　　巴中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据统计，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97处511点、馆藏红色文物3万余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4个，这些物理空间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在文学书写中逐渐升华为精神图腾。作家们通过对“空间细节”的描写，将“遗址”转化为承载革命精神的文学意象，实现了“物理场域”到“精神符号”的跨越。烈士陵园的“文学书写”是精神锚点的典型代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安葬着25048名红军烈士。散文《墓碑上的春天》并未罗列烈士人数或陵园规模，而是聚焦“清明时节的陵园”：“雨打在墓碑上，把‘无名烈士’的字样泡得有些模糊，却让碑前的野菊花开得更艳。有小学生蹲在碑前，用粉笔把模糊的名字描清晰，粉笔灰混着雨水，在地上晕开淡淡的白”。这段描写避开了纪实文学的“数据化表述”，转而以“雨水”“野菊花”“粉笔描字”等意象，将“不胜不休”的精神转化为“生命延续”的象征——“模糊的名字”是历史的遗憾，“野菊花”是自然的守护，“粉笔描字”是后代的传承，三者共同构建起“革命精神永不消逝”的文学图景。作者还在文中提道：“每个墓碑旁都有一棵巴山松，是当年烈士的战友们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得很高，风一吹，松针沙沙响，像在说‘我们没离开’。”这种“松树为伴”的意象，既符合大巴山“松象征坚韧”的民间认知，又将“不朽”精神与地域植物绑定，让读者在“巴山松”的地域记忆中，感知烈士精神的永恒。石刻标语作为“石头上的文学史”，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红四方面军在南江》中，作家将“平分土地”的石刻与当代“土地流转”叙事并置，通过“石头未老，初心不变”的感慨，实现革命精神的时空对话。更具创意的是红色歌谣对石刻的呼应——“石头刻字不怕风，红军精神不怕穷”，将物质遗存与精神传承直接勾连，形成“空间-文本-精神”的三重共振。

　　结语

　　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与首府所在地，其红色文化以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为精神内核，孕育了兼具军事记忆与民间特质的革命叙事传统。汉语言文学作品通过红色歌谣的口语化传承、戏剧文本的场景重构、纪实文学的精神追溯及当代诗歌的意象提炼，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的生活场景、器物符号与地域意象,这种书写既突破了传统革命叙事“英雄中心化”的宏大框架，又以大巴山的地理特征、民俗文化为锚点实现精神落地，为红色文学研究提供了“地域化转译”的具象化样本。

　　(作者单位：巴中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