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与老红军签名军旗“同框”。

张崇鱼为小学生讲红色故事。

梁宁宁在“重走长征路”途中留影。
整装出发
1992年8月18日,54岁的张崇鱼坐上巴中开往成都的中巴车,开启漫漫“长征”路
2002年10月7日,58岁的梁宁宁骑着自行车,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出发,开始“重走长征路”
成功“会师”
2026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位“80”后老人成功“会师”于全国第二大苏区首府巴中
“长征”成果
建成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完成全国老红军签名最多的一面军旗
1992年8月18日,在巴中开往成都的中巴车上,54岁的张崇鱼把帆布包紧了紧,干粮塞在兜里。他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三十四年——不是行军,却胜似长征。
十年后的2002年10月7日,58岁的梁宁宁跨上自行车,从湖南桑植出发,车身上挂着一面“重走长征路”的红色条幅。车铃叮当,他耳畔仿佛听见了父辈行军的马蹄声。
两个人,两条路,一个朝石碑去,一个朝军旗去。2026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两位“80”后老人分别交出了“长征”成果:一位建成全国最大红军碑林,一位完成红军将士签名最多的红军军旗,成功“会师”于全国第二大苏区首府四川巴中。
丰碑巍巍,红旗招展。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见证了两位守望者的信仰和赤诚。
张崇鱼 34年“长征”建成一座丰碑
“我是从54岁开始筹划这件事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张崇鱼,回忆起34年前立志建碑林的情景,声音依旧滚烫。
1992年,时任巴中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的张崇鱼,在筹备纪念红军入川60周年庆典活动中,了解到当年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8万人血染山河,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由于战事激烈、条件艰苦,许多英烈牺牲后没有墓碑,也没有留下名字,这深深震撼了张崇鱼。
“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们为新中国的缔造立下了丰碑,我们能否把红军将士的史料收集起来,树碑立传,让红军精神世代传承下去?”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立刻遭到很多人质疑:“快60岁的人了,还图个啥?”“这工程比登天难,你想愚公移山?”更有人嘲讽他:“想游山玩水、想搞钱。”
比流言更残酷的是现实——没人、没钱、没阵地,甚至连一部电话都没有。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张崇鱼的脚步。没人,他就与碑林办5名同事赤膊上阵,挖地基、抬石头,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工地急需水泥,工程面临停滞,他便登门向南江县水泥厂赊账,多次恳求,厂长终被他的赤诚打动,送来10吨水泥解了燃眉之急。
与修建碑林相比,寻访散落全国的红军将士史料的难度更大。张崇鱼先自掏腰包800多元,印制了3000多封征集信函寄往全国。回信纷至沓来,累计30多万封,仅信封就重达28.5斤。循着这些宝贵线索,他开始了天南海北的寻访。
在北京住5元一晚的地下室,吃馒头喝白开水是常有的事。“为了省钱,每天早上5点外出,晚上9点后才回到住处,在狭窄的地下室,张老抄资料一抄就是两三天。”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喻婷回忆起与张崇鱼赴京寻访老红军及其后代的情景,记忆犹新。
1996年寒冬,听闻山西太原有一位94岁的老红军健在,张崇鱼立刻动身,“巴中到太原,一路转车、一路晕吐,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张崇鱼说,实在撑不住时,他就脱下袜子凑到鼻子上闻,用臭味逼自己清醒。千里辗转,老红军听完他的来意,颤巍巍拉过他的手,几度哽咽:“不容易……巴中没有忘记我!”老人递上资料,有意捐款,儿媳回来了,劈头一句:“干啥的?打起幌子骗老年人钱吗?”张崇鱼反复解释,对方听不进去,扬言要报警。老红军急得拄杖跺脚,张崇鱼怕老人急出病来,无奈转身离开。刚踏出大门,一盆冷水兜头泼下。
这样的委屈,30年来数不胜数:他被当成骗子关过派出所,被小偷划破衣衫,遭遇抢劫被打得头破血流,4次遭遇车祸,途中10余次生病,2次病危。同事们感慨:“人间该受的苦,他几乎全都尝遍了。”老伴心疼得掉眼泪:“老爷子,莫折腾了,命都快没了。”他倔劲一上来,只有一句话:“临阵退缩,就不是共产党员,愧对先烈。”
自1992年以来,张崇鱼外出寻访170余次,走遍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超过80万公里,走访1000多家单位、6000多位红军将士及其亲属,收集红军纪念物品12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超过300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在巴城南龛山巅拔地而起,占地150余亩,共嵌单碑4400余块,镌刻14万余名红军英名,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年均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张崇鱼被授予“全国优秀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中国网事·感动2016”年度网络人物等殊荣。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张崇鱼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回眸“碑林长征路”,他说:“这是成千上万‘无名英雄’流血流汗、默默付出的结果,我这点付出与流血牺牲的红军将士相比,真算不了什么!”
梁宁宁 “重走长征路”,11年签完一面军旗
2002年,梁宁宁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退休后,做出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骑着自行车,“重走长征路”。
梁宁宁的父亲梁诚14岁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1948年为掩护战友牺牲,年仅32岁。父亲离去时,梁宁宁才4岁。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走过什么样的路?见过什么样的山?蹚过什么样的河?从小到大,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2002年10月7日,他骑着自行车,从湖南桑植出发,追寻父辈的足迹,一路翻山越岭,风雨无阻。疲惫之时,便用长征故事给自己鼓劲。
当骑行到四川泸定至石棉一段时,梁宁宁沿着大渡河盘山公路顶风冒雨骑了11个小时,筋疲力尽,又冷又饿。他想: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凭双腿一昼夜就跑了240华里,我骑车还办不到吗?于是,他边骑车边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谣,终于在夜色中到达目的地。
历时两年,跨越106个县,行程上万里,梁宁宁每去一个地方,都要看战斗现场和烈士墓,给英烈献花,有时买不到鲜花,他就在路边采一束野花献在墓碑前。为了缅怀长征路上牺牲的烈士,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永存的丰碑》:
“面对这一座座丰碑,我这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前仆后继,什么叫英勇顽强,什么叫来之不易,什么叫血染疆场。安息吧沉睡的勇士,后人绝不会把你们遗忘!”
途中,看着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听着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想到许多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已经年过九旬,如何让长征精神永存?他心中萌发一个念头:要抢在时间前面,留下他们的珍贵手迹。
2004年,梁宁宁仿制了一面长1.5米、宽1米的红军军旗,印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番号。11年来,他频繁奔走于全国各地干休所、医院病房和老红军家中,请红军将士一一在军旗上签下名字。一位老红军在病榻上颤抖着签完名字,用粗糙的手抚摸着鲜红的军旗,凝视着熟悉的名字许久,“这位是我战友,他不在了。”说完,眼泪止不住地流。
名字越签越多,旗面不够用了,梁宁宁先后拼接了4次,将军旗延展至5.4米长。最终,354个名字落满红旗,其中,红一方面军104人、红二方面军48人、红四方面军149人、红二十五军16人……张震、廖汉生、洪学智、萧克等来自不同方面军的长征亲历者,以特殊方式再次“集结”。
“这些签名的老红军,既是长征的亲历者,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臣。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长征精神。”梁宁宁说,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想让红军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永不褪色。
信仰“会师” 辉映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张崇鱼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很多老红军向他提起,烈士后代梁宁宁也曾找过他们签名。听了梁宁宁的故事后,张崇鱼对这位执着的红色寻访者肃然起敬。同样,梁宁宁也很仰慕张崇鱼,期待着有朝一日见面。
2008年11月,在四川苍溪籍老红军王能益的儿媳贾晓慧的协助下,梁宁宁到达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登上南龛山,漫山石碑巍然矗立,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高耸入云,密密麻麻镌刻着十多万名红军将士的英名,无声诉说着红军将士的丰功伟绩。梁宁宁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他握着张崇鱼的手说:“了不起,您开山立碑,这份事业的艰难,比我更加辛苦!”
梁宁宁缓缓展开随身带来的军旗,旗上一个个名字映入张崇鱼眼帘,上面大多数签名者他也曾亲自登门拜访,每一个名字背后的烽火往事,他都能娓娓道来。两位老人促膝长谈,一见如故。2025年9月,北京大雨滂沱,87岁的张崇鱼前往北京海军干休所,再次见到了梁宁宁,张崇鱼说出了深藏内心多年的想法:“这354位红军将领大多数在川陕苏区战斗过,把这面军旗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将它保管好!”梁宁宁望着白发苍苍、初心不改的张崇鱼,没有丝毫犹豫:“是时候了,我答应您!”
一面签名军旗,就此“落户”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
2026年国庆节前夕,旭日高照,碑林肃穆,四川省大巴山干部学院的学员有幸见证了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与老红军签名军旗“同框亮相”的震撼场景。“非常感动,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烽火岁月和动人往事,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听完纪念碑前的“微党课”,来自宜宾市翠屏区委宣传部的龚桂瑶感慨地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这一座碑林、一面军旗凝聚着两位‘长征’老人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十分珍贵。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馆长王全明说。
石碑静默,十万多个名字在石头上整齐队列。军旗舒展,三百多个签名在时光中重新集结。两位耄耋老人,都没走过当年的长征,却怀着同样的信仰,走出了自己的“长征路”——让那些没有走到胜利的人,等来了后来者的敬礼;让那些快要被时间遗忘的名字,熠熠生辉,被人铭记。
这场跨越时空的“长征会师”,没有号角,没有马蹄,辉映着新时代“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受访者供图)